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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级顽童,我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

采访人:戴萦袅 受访人:任溶溶

一位文化智者,或者说是一位文化老人,但他又是一个顽童,一个超级顽童。一方面,他大智若愚,洞若观火,宠辱不惊,笑看风云;一方面,他又透明单纯,无拘无束,爱玩好玩,天真率性。

任溶溶先生1923年出生在上海,六十五年后的1988年,我在上海出生。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任老的诗歌和译作,中学时还在读《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看《没头脑与不高兴》的动画电影,超级喜欢任老翻译的《魔法师的帽子》和《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系列,得知自己能和任老对谈儿童文学,幸福感满满。能有这样一次对谈,感觉弥足珍贵。经风历雨的任老,希望从读书、生活、艺术等宽泛的角度漫谈,说最想说的话,无论话题是否遥远、严肃或随性,能坦率表达真诚的内心,最合他心意。

这段来自学者、儿童文学作家孙建江的评语,让你第一个想起了谁?

最初的文学启蒙,冥冥中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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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读书完全是读故事,读得懂多少就多少。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宝岛》等。抗战爆发后,我在英国人上海开办的雷士德中学学习,高年级同学里有地下党员,介绍我读进步书籍。我初中就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我爱上了新文学,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接下来,我就做这个工作,读大量的中外语言学书籍。当然我又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读大学时,觉得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用不着老师教,但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有老师指点,于是选了中国文学系。

没错,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打了基础,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我英语是在学校学的,俄语是请俄罗斯人到家里教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是自学的。敌伪时期日语电台有讲座。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

今天,是他96岁的生日。

戴萦袅:我母亲是儿童文学作家,父亲是宏观经济学教授,家里藏书多,品种也丰富。晚饭后,他俩便手捧着书,坐在餐桌边静静地读。幼年的我,看到父母夜读的情景,总是无比神往,盼着早日能识字读书。我的父母对我读书一事,非常开明。父亲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认为博览群书,方能建立好的批判性思维。母亲则认为,天下感觉灵敏的女性都有当作家的潜质。我三四岁时,母亲每晚给我讲故事,还把我即兴编的两首儿歌给一家报纸,居然还发表了。我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喜欢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安德鲁·朗格的《彩色童话集》,还有就是任老的译著。任老翻译的芬兰童话《魔法师的帽子》,构建了一个清新、纯净的北欧童话世界,里面的人物译名也非常有趣味: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小吸吸、某甲、某乙……还有,《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神奇保姆玛丽阿姨,轻轻松松就能驾驭“熊孩子”;她乘东风而来,又随西风而去,把班克斯家的孩子们带上奇幻之旅。我读了意犹未尽,查到任老还曾翻译了续篇《玛丽阿姨回来了》,又请家慈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资料室,借来了已经绝版的书。不同于很多书的续篇有“续貂”之嫌,这本书的续作很是精彩,里面还有几首儿歌。二十年过去了,任老幽默的翻译风格,我依然记忆犹新:“环球去旅行,我们不愿意,因为到头来,还是回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有只黑加白的母牛,正在树上坐。如果我是她,那我就不是我!”颈、尾两联,还成了我少年时期的宣言,经常挂在嘴边。八岁起,我开始读《红楼梦》,在上外附中就读时,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乐意读英文版的文学、历史读物。父母去国外出差时,我就请他们帮我买点英文书,像凯撒的《内战纪》、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司各特的《艾凡赫》等。后来,我去复旦大学读书,第二专业是英汉双向翻译,爱在文科保留书库读史料,在理科图书馆读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红楼梦》,还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图书室,在员工探究的目光下,细看明清文物图册。

1947年,“任溶溶”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在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故事》杂志上。这一年,他所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我童年幸运的有两点:一来,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师长——他们对许多事情有偏见,还动辄打压别人;有的书自己没有读过,也不让孩子读,怕孩子读了会学坏。二来,是我十岁时幸运地收到任老给我的一本译作《邮递员的童话》,他在扉页题上我的名字,如今想起来,感觉我走上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道路,任老是冥冥之中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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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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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翻译界一直谈论的“信达雅”问题,我想理应由理论家来讨论,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我翻译如此而已。我认为儿童文学家应该是文学家,应该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翻译也是这样,有了文学修养,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我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话讲他要讲的故事,YES就是YES,NO就是NO。我尽自己的力量,原作是怎样就翻译成怎样。

许多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迪士尼童话形象,都是经由任溶溶的译介,才为国内小读者熟知的。

戴萦袅:任老翻译了300多本童书,在我眼里,如同深阔而宽广的海洋,无比浩瀚。我从小学的外语是英语和德语,但翻译的文学作品不算多,感触最深的是前年翻译了一套六册《了不起的玛德琳》,我喜欢英文原著里的优雅文风,字里行间有巴黎人的慵懒和随性,叙事活泼,节奏感强,语句抑扬顿挫。我发现,虽然中文译本众多,但还有空间,我想更传神地译出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这个率性画家潇洒的文本。我尽量让译文如诗歌般押韵,朗朗上口,既易于低龄读者接受,又能成全故事的精妙和思维的活力,简单之中,留有看似不经意的幽默和深奥。在细节处理上,我选择“异化”的译法,保留英语特点,介绍欧洲文化,也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国际化程度提高了。

任溶溶先生通晓英、俄、意、日4种外语,至今翻译了世界各国300余种童话。他以信、达、雅的标准,翻译过伊索、科洛迪、安徒生、普希金、巴里、罗大里、达尔、林格伦、米尔恩等人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小飞侠彼得·潘》《女巫》《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等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的作家作品几乎就是经他译介后才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

创作,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评价说:“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任溶溶: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有不少比人家写得更好。我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学了许多手法,我也会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得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儿童诗,我认为与外国儿童诗相比,是不逊色的。我写的每首儿童诗真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这种信心。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与翻译成就相比肩的,还有任溶溶先生的创作。在孙建江看来,也许正是因为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太大,他的创作反倒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了。“目前流行的几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文学史着作就不曾专门讨论过任溶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创作绝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资产。”比如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没有书翻译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不做事,我开始写儿童诗。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其中三个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是贺宜,一个是金近,他是个童话家,还有一个是胡德华,她曾经是少儿出版社的社长,后来当妇联领导人,是胡仲持的女儿。因为受到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儿童诗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其实50年代我也创作,创作能力还是有的,主要精力在翻译上,有时翻译创作两手都做。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50年代写的。我写儿童诗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热情一下子上来,也可能一下子熄灭,写一百万字不可能,我喜欢写短的东西。

699.net 4没头脑和不高兴:嗯,这一点我俩同意!" style="width:60%;margin:1rem auto">

戴萦袅:我的写作也是兴趣为大,但篇幅都比较长,写短的不过瘾。我起步的时候是写校园小说,出了几部长篇,有我自己的影子。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写的不多,可一接触就收不住,彻底迷进去,比如我主笔的《“小熊包子”系列》。其实我写这本书时,也从任老您的诗歌《绒毛小熊——我的童年伴侣》中受到了启发。任老笔下的男孩长大了,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不能再和儿时玩伴绒毛小熊比赛翻跟头,只能把小熊洗干净,缝补好,连同美好的记忆,藏进柜子里。我就想:哎,这可真令人惆怅,如果小熊可以从柜子里钻出来,和男孩一起去上学,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加入了从欧洲的一些熊的图腾里找到的灵感,写了一个有魔法、充满爱和勇气的小毛熊,它和男孩一起上学、冒险,探索身世之谜。写作“小熊包子”系列时,心里像开满快乐而浪漫的小花,奋笔疾书时一点不枯燥,前后写了三年多,真的欲罢不能。

{"type":1,"value":"最令人惊喜的是,直到如今,任溶溶先生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也将他忆旧怀故、展现对儿童文学创作思考的文章陆续带给我们报的读者。

乐天精神是天生的,更是修炼而成

细细一找,真不少呢,仅最近几年,任老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些意味丰富的短章:

任溶溶:我经历实在太多了,也因为活在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里,我的达观乐天,大概是从小过优哉游哉生活养成的吧?我业余爱好太多了,听京戏,听古典音乐,看电影电视,吃美食,等等。我还做别的事,例如写剧本。我早就把左拉的《酒馆》改编过剧本;我会当编辑,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过《文化学习》杂志。对了,我大半生涯是当编辑,上海少儿社、译文社,我都当过编辑。可我天生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按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工作,儿童文学也需要我这样的工作者。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大文学中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需要人才,我做这个工作真是如鱼得水。

699.net,而今,我们又迎来了任老的两本新书《如果我是国王》《怎么都快乐》。在本报所刊发的作品后记中,这位“老顽童”以恳切之心,和大家谈了他关于儿童文学翻译,以及童诗创作的种种看法——

戴萦袅:我爱文学,虽然大学读理工科,硕士学的数学,在读金融学博士,做神经网络和自然语言处理。音乐也是我挚爱的一种语言,我弹了近三十年钢琴,也常在音乐会上表演。余暇时继续阅读,去各种博物馆学习,在山水间悠然徒步。除了写儿童文学,我痴迷写关于《红楼梦》的系列随笔,通过写作,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里的知识连结起来,分享给“红迷”们。文学永远是我的必修课,我在文学里找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归属感。我感觉自己所学的林林总总,兜兜转转走过的路,都能和文学挂上钩,这让我惊喜,觉得自己天生是个文学人,从来不曾远离。

我译儿童文学

爱和使命,中国儿童文学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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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期待儿童文学的新作家们能有大作品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大作家出现。我老了,写不动了。儿童文学的担子就拜托年轻作家了。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前程远大,祝今天和我对谈的戴萦袅和所有的年轻作家们写出好作品,不但受到我国儿童的喜欢,也会受到世界各国儿童的喜欢。

任溶溶 | 文

戴萦袅:1988年出生的我,刚走上文学征途,是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一员,我想到的是趁着年轻,饱饱地读书,多多历练,走长长的文学路,写出任老所期待的好的儿童文学。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我翻译儿童文学近六十年了,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由于过去对外国儿童文学报道得少,我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着作。我想引起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到底是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要分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给幼儿译外国儿歌,自然要译成儿歌样子,琅琅上口,给大孩子译书又不要有娃娃腔,孩子大了,都不爱别人把他们看作娃娃。其实这也很简单,就是译文跟着原作走,和所有的翻译一样。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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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部分译作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了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给儿童看的书不比给大人看的书,不能靠加注解来解决问题。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从文字上说,这似乎不太符合翻译“信”的原则,但通过这个办法,让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喜欢读这本书,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希望,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对得起原作者,符合原作精神,这倒是大大的“信”。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作品。我读了近二十本,好容易才挑出五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亏中文“猫”和“帽”押韵。我觉得译幼儿书是要用这种态度,里面那么多“nonsense”,译者译书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但反映在译文上可不能“严肃”,要不然反而违反原书主旨,把小读者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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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翻译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诗。上世纪50年代,我真花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普希金、叶尔肖夫的童话诗,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知道他们多了不起。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一印再印,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我译的那些诗原作都是格律诗,我把那些诗译成了“我的”格律诗,无他,他们格律诗的音步不外乎“轻重”“重轻”“重轻轻”“轻轻重”“轻重轻”,也就是一个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我也就按照原诗的音步,每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这样既跟原诗格律同“步”,又符合中国诗的习惯,读起来顺口——孩子读起来顺口,这是我最关心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翻译一时停顿,我感到我也有许多东西可写,一口气创作了许多诗。应该说,这是长期翻译外国儿童文学,让我入了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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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自画像

从生活中来的诗

我写儿童诗,为了吸引小朋友,就找好玩的点子。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儿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儿情节,带点儿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例如我写过让小朋友敬爱老师的儿童诗,就是《爸爸的老师》。我写一个小学生跟大数学家爸爸去看他的老师,结果他的老师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自己读三年级了,这位老师才教一年级,可是他的爸爸恭恭敬敬地对这位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会二二得四是您教的!”小读者会觉得很有趣有意思。我想出这个点子,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儿子小时候,上了高年级,就不那么尊重原来低年级的老师,我看到了,就想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给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从生活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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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绘图

另一首《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

可连我都莫名其妙:

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

忽然又会变得很小。

这一首诗里说的事情,其实是真的。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到普陀山去玩,带着我的哥哥。不带我去是对的,因为我实在太小,一则不便,二则即使我到了普陀山,也不会懂得游山玩水。可是他们临走时说我大了,我就觉得十分矛盾,我到底是小还是大啊?

当然,我也会把孩子的事编成童话诗来写。例如《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或者写作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前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加上个“或者写作”呢?“怪物”用特大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小字体排,后面一句倒过来,“怪物”用特小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大字体排。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困难”,它千方百计要难倒这个小学生,可是这个不怕困难的小学生终于把它打败了。诗中连“+-×÷”“abcd”都有。我无非是想逗小朋友读我的诗,听我给他们讲道理。

关于这首诗,有一件我没想到的事。在庆祝《儿童时代》复刊的大会上,特意请老演员乔奇同志来朗诵。我一下子发现了朗诵的威力。乔奇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充满戏剧魅力,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把故事讲给满场的小朋友听,自高自大、神气活现的大怪物,怎样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怪物,抱头鼠窜,他让全场小朋友听得入了迷,最后哈哈大笑,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简直呆住了,他朗诵的诗是我写的吗?我更吃惊的是,他稿子也不看,一口气朗诵下来。真是老艺术家啊!后来,我在收音机里又听了一遍他的朗诵,还请电台朋友帮我复录下来,可惜这位朋友后来出差去了,我至今没有拿到音带。

过了几年,我用章回体传统说唱形式(显然受了乔奇同志朗诵的启发)又写了一首童话长诗《小哈哈斗哭精》,讲一个小朋友总是笑哈哈的,气坏了“哭精”,他千方百计要让他哭,结果失败了,只好自己大哭。诗的结尾是:“他既然最爱哭,/就让他哭个畅,/而我们哈哈笑,/在笑声中成长。”这首诗让我得了一个奖。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却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写,我们要善于找出其中值得写成诗的事来写,找到了就是灵感来了。

本文为作者新书《如果我是国王》《怎么都快乐》

后记,浙江少儿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对孩子始终真诚、给他们最好的儿童文学,对自己始终坦率,付出自己全然的努力,这正是任溶溶多年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的缘由所在。小编不禁想到任溶溶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最后,祝任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久地陪伴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