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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可以读到郭沫若的诗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艾青离世已经23年了,但35年前我与他谈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人们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 的雨巷……这是艾青和 各自的作品,留给读者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深刻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意象,前者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读者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飘洒在多情的小巷。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所以,艾青被称作了「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作了「雨巷诗人」。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因为同为浙江人、诗人,两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挟裹着忧郁的愁绪。不过,同为忧郁,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戴望舒的忧郁则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写于武汉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诗句,控诉黑暗势力。艾青 其实,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刊发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在此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了。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戴望舒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艾青 其实,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刊发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在此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了。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戴望舒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当中是否有过话别?艾青离开上海,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见记载。艾青夫人高瑛说,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两人萌发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像,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通信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和思想相投。 可以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然而这次相聚也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终因种种原因,成了终刊号。《顶点》第二期没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开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这种宿命,本不属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喜出望外,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对两位「散多」的诗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赓续前缘。 然而,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不到一年,两人竟再次离散。只不过,这次离散,是永远的诀别——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原以为有希望治愈,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怎料天妒英才,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艾青和陆定一、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为其入殓。 对于永失戴望舒,艾青说,「作为他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两个字,对戴望舒的评价,恰恰使用了「人民」两个字,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这个序,实际上也是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后二十余年中,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重新驰骋诗坛,戴望舒都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他的早逝扼腕叹息。 艾青说:「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则的话,这位有才华的人,无论在诗歌、翻译还是研究方面,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新时期」复出后的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又谈到戴望舒时,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讲假话。讲假话的诗人很多,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 戴望舒这个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涟漪不断。艾青对戴望舒的深情厚谊,不因戴望舒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 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那次一同去扫墓的,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邹荻帆、吕剑、冯亦代和周良沛,据高瑛回忆,还有徐迟和蔡其矫,以及戴望舒一位女儿,只是记不清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 是否是聚少散多,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谊,使其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香醇?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堰河」,记住了「雨巷」,也记住了两位诗人间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诗人、作家,笔名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星诗谈》月刊编委会副主任,著有多部诗集。)

我崇拜上了艾青

虽然同样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但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读到郭沫若的诗,却读不到艾青的诗。当然,郭沫若的《女神》确曾使我激情燃烧,热血澎湃,由衷喜欢。后来我听说艾青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难以读到他的作品,觉得很遗憾,便四处寻找。即使只在一些陈旧的刊物上找到只言片语,我也如获至宝,抄录下来。

时值动乱的岁月,虽然焚烧了很多书,但也有不少书从封存的图书馆里流散出来,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流传到我们这些初中生手中。分明记得,1967年初,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艾青诗选》,青绿色封面,内封后页还有他的肖像照和《自序》。我一下就被这本书里面的诗吸引住了,犹如醍醐灌顶,《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透明的夜》《手推车》《北方》《乞丐》《向太阳》《我爱这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诗,都深深打动了我,令我爱不释手。有一次在理发店排队时我也聚精会神地在读他的诗,直到理发师大声叫我,才回过神来。

从此,我崇拜上了艾青。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抄录,一边介绍给别人。

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艾青获得了平反,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很为他感到高兴。当时我正撰写《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其中也包括艾青的诗,很想有机会去北京时能拜访他,谈谈我对他的诗的看法。

1984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住在崇文门东交民巷的中国社科院招待所,而艾青家就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丰收胡同,离得很近。于是我便在一个下午去拜访他,但他恰巧不在,从他儿子口中得知,复出后的艾青很忙,活动也很多。隔了两天,我再次登门拜访,一进四合院的大门,只见艾青正从院中走过,我忍不住一个大招手,高喊:“艾青同志!”他一怔,止步回头一看,是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我赶紧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他才释然,与我握手,引我进入客厅。

那年艾青74岁,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差不多,大脑袋,大脸庞,大眼睛,很有气派,身板硬朗,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朴素大方。客厅中央挂着一幅楹联,是王维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想这可能是他所喜欢的。字很大,也很有气势,不知何人所写。楹联前面放着一大桌,两边放着椅子,我们就分坐在桌边闲聊起来。

我当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寒暄,见了艾青就想把自己多年的感想倾诉出来,也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对他诗的喜欢,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您书赠给一位诗友的八个字是‘朴素、单纯、集中、明快’,因而有些人用这八个字来概括您整个诗歌创作的风格和特点,这恐怕是欠妥的,至少我是不大同意的。”

“噢?”艾青前面一直在安静地听,这时却发出了声音,看看我,鼓励道:“你说说看。”

“好吧。”我直截了当地说,“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的心得体会,在晚年对诗所得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用这八个字概括您晚年的诗作《花样滑冰》等,是对的,确实显示了这些特色。但如要包括您早期的诗作,则不确切。您早年的诗歌朴素和单纯是有的,集中和明快则谈不上,非但不明快,而且可以说是非常阴暗,节奏缓慢。”好在我对他的诗比较熟悉,便一边背诵一边作为例子说明:“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像这样的句子怎么能说明快呢?可以说,您早年写的《手推车》《北方》《乞丐》等一系列诗,甚至包括《向太阳》等,节奏都是缓慢的。只有到您复出以后所写的《平衡木》等,才称得上是集中、明快……”

我只顾把心中的看法说出来,根本就没注意到艾青的想法和表情。没想到等我一气说完,他立刻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

能得到他的认同,我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艾青同志!”

听艾青盛赞戴望舒

艾青的妻子高瑛很热情,为我们倒茶,有时也会坐在旁边听一会儿,有时则起身去做其它事,尽量不打扰我们的谈话。不过,艾青与卞之琳、冯至等人一样,似乎都不太习惯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当我们谈起戴望舒,他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你看,戴望舒的诗写得多好哇!”他用手比划着,“他写过《灾难的岁月》《我的记忆》《狱中题壁》,很爱国,特别是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他伸出手掌一边比划,一边背诵起诗里的句子:“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他继续向我比划着,偶尔作一点讲解,主要还是赞美:“你看,这些句子写得多好!还有‘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

我没想到他对戴望舒的诗竟如此熟悉,便说:“你们都到法国去留学或旅学过,都受过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诗中都有象征性。只是所受影响的诗人不一样,戴望舒先受到魏尔伦后受到耶麦的影响,而您则主要是受阿波里奈尔的影响。”

艾青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继续赞美戴望舒的诗,仿佛沉浸其中,最后又说:“所以,从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诗来看,这才是大手笔!大诗人!”

后来我读到一本《望舒的诗》,内选戴望舒的诗数十首,编选者正是艾青。怪不得他对戴望舒的诗这样熟悉!老话说:“同行是冤家。”艾青却不是。同样写诗,译诗,学法国象征诗,艾青却盛赞戴望舒,从中正可以看出他的胸襟。 随后,我问艾青他的近况,也跟他谈起了他近些年来的新作。他说:“他们让我看电影,有各种各样的专题和镜头。”他又用手比划起来:“有蛇,有山水,还有其他内容,希望我能产生灵感,再写一些诗。”

这时高瑛又进来了,我看看手表,已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高瑛忙解释:“我不是来催你的,你再坐坐,我看你们谈得挺好的。”我说:“不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也该休息一下了。”艾青见我执意要走,便叫高瑛去取一本书来。不一会儿,高瑛拿来了一本《艾青短诗选》,艾青在扉页写上我的名字,赠送给了我。

客厅里挂着一幅诗人合影照,我起身时稍稍看了一下,说里面有些人曾见过。高瑛指着其中的卞之琳说:“这个人好。”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个人不好。”我望了下艾青,他也在看,却不吭声。

走出客厅时,我忽然对艾青说:“舒婷的诗现在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喜欢。”他站住了:“你说的是那个小女孩吗?”我点点头,说:“是的。和我差不多大。”他似乎想起来了:“你说的是她呀,写爱情诗的!她到我家来过,叫我艾伯伯,就在这个院子里。”他指着自己的四合院。我认真地说:“她不仅写爱情诗,也写其他诗,有些诗很深刻,很有分量。”“哦”他将信将疑地望着我:“是吗?”

我再次点点头,并请他留步,与他握手告别,高瑛则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已走出20多米了,没想到背后忽然传来高瑛的声音:“下次再来玩啊!”原来她一直在目送我。我赶紧回转身,对站在门口的她一个大招手,大声说:“一定来!”

直到1992年初秋,我才再次去艾青家,那时他已搬到东四的一个四合院。没想到他不在家,孙辈说人民大会堂正要开他的研讨会,忙得很。我不便打扰,便匆匆离去。

四年后,艾青去世,终年86岁。

2003年,纪念冯雪峰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在参观冯雪峰故居的同时,也顺道参观了陈望道、吴晗和艾青的故居。其中艾青的故居规模最大,高大的白色围墙内,旧宅、院落、草木、石凳一应俱全,院内人丁兴旺,不禁使我想起了他在《我的父亲》一诗中的有些描写。故居附近还有大堰河的墓和碑,这又使我想起他所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于是我在墓碑前拍了张照。

30多年以后,有一次与《诗刊》社的老编辑朱先树谈起拜访艾青的事,他说:“艾青平时不太爱说话,能与你谈两个多小时,已经很不错啦!”又说:“别看艾青平时不吭声,有时一发话挺厉害的,有的人还真受不了。”

我也曾听辛笛、雁翼、周良沛等人谈起过与艾青接触与交往的印象,各人的感受都不相同。而作为后辈,我对艾青始终是崇敬和景仰的,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对他的一种真诚怀念,献上自己的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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