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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net】这几天的童书类别化现象也唤起该刊关怀,小孩子医学理论和评价相对滞后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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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下儿童文学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一些作品缺乏思想内涵,过于追求娱乐“糖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受到电子阅读的挑战;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相对滞后于创作……

《号角杂志》2015年5、6月号

6月20日,北京市文联举办“儿童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与文化责任”专题研讨会,旨在为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与创作搭建交流对话平台,共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经验,凝聚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担当文化责任的共识,促进理论评论与创作的同步发展,推动产生更多的精品力作。

《号角杂志》2016年3、4月号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在贺词中指出,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文学是人类的灯塔,儿童文学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都不可小觑,既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升华,也是整个人类的进步阶梯;对文学阵营而言,儿童文学更是日益重要和强大的写作力量。

近年来,系列化童书、尤其是系列化儿童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与出版现象,引起了国内童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系列化童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利弊等,人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探讨和思考。这些讨论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关于系列化童书的认识。

同质化、轻奢化,关注现实作品欠缺

如果把考察的目光稍加延伸,我们会发现,“系列化”不只代表了中国原创童书发展的一种现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当代商业童书创作和出版现象。与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样,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正面临着同样的“系列化”境况,面对这一系列童书的热潮,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他们不同的判断与看法。

儿童文学作家王小民最近在《东方少年》杂志选稿中发现关注现实的作品极少,尤其是城市中孩子的生活,有些作品尽管触及现实,也往往是以往农村题材的延续或复制。太多的童话、魔幻,太多的小动物,作品同质化,轻奢化,缺少主题深刻、耐人寻味的作品。

为“系列化”辩护

对校园生活的关注不够,大概因为很多作家未能深入生活。王小民分析说,他们总是一味地想当然地制造快乐的校园,好像孩子们只是活在纯真、美好之中。其实如今的校园堪比一个小社会,大环境的种种影响或种种阴影也会投射到校园中。校园暴力的视频一再出现,已经不再令人吃惊,校园早已不是一片净土。然而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现实的状况似乎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的儿童文学、少年文学中,还缺少有深度、有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缺少像《穿条纹衣服的男孩》《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追风筝的人》《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第三军团》等有深刻意义、引人深思、给人启迪的作品。

1924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号角杂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文学评论杂志,其内容并不以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见长,却始终保持着对于童书当下现状的敏锐关注。近年来的童书系列化现象也引起该刊关注,并陆续刊发相应的探讨文章,其中不乏争论性的立场和观点。

“儿童文学当然要纯洁、提倡真善美,但是没有虚伪的反衬,怎么能彰显真诚的可贵;没有丑恶的揭露,怎么能昭示善良的美好。”王小民指出,儿童文学创作受到娱乐至上的冲击,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小小男子汉的形象稀缺。另外,重长篇轻短篇、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也值得注意。应该说,把一个短篇写得情节起伏、有滋有味、意蕴深邃,更值得写作者用心和用力。

在刊于2015年5、6月号的《从系列性到重要性》一文中,来自美国多米尼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的唐姆·巴特尔梅斯为系列童书做了热情洋溢的鼓吹,认为它们“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热情与趣味”,并指出了系列化带来的“多赢”效果:一个成功的系列既能给出版方带来极大的效益,又能给孩子带去阅读的慰藉,甚至许多成年人也热情地投入到了与书本人物和故事的这场相遇中。他认为,系列化童书中角色或场景的一再重现,能够使沉浸其中的孩子与它们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会乐意一遍遍走入其中。

他还说,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曾经是儿童文学创作重要力量的中小学教师,现在很少有拿起笔来创作的了。在北京,很多成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曾经是中小学老师,如张之路、夏有志、尹世霖、罗辰生、葛冰等,但现在,有着教师身份和经历的作家似乎很少,或许因为当今教师的工作压力太大,或是因为真正热爱文学的老师太少。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巴特尔梅斯采访了若干美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均积极投身系列童书的创作,也有作品获得纽伯瑞奖等重要奖项。这至少说明,系列童书与优秀童书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结合采访结果,巴特尔梅斯从多个方面评说了“系列化”童书的价值,整理归纳起来,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总监、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形象地表示,儿童文学在大家眼里是唐僧肉,很多成人作家也来写儿童文学。实际上,目前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正确,很多畅销书也如此,一些学生模仿作品中的血腥和暴力。“这样的作品将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他知道糖是甜的就使劲儿吃糖,知道肯德基好吃就天天去吃,有没有营养他不管。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引导、教育的责任。但是,如果过分强化教育性,削弱文学性,也只能说明表达水平的有限。作家也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修行,包括表达能力。”

首先,对读者来说,系列化童书是许多孩子从初阶阅读过渡到高阶阅读的中转站。系列化童书往往采用短章节形式,即英文所谓chapter book,其人物与故事也遵循较为简要的模式。在西方,这类童书形式的目的之一,即是帮助孩子从图画书等早期读物过渡到篇幅与章节更长、架构和内容也相对更复杂的读物。巴特尔梅斯认为,系列化的模式能够给童年时代的阅读带来一种重要的安慰感。身为童书作家的朱蒂·波伦戴尔这样说道:“安慰感是我童年时代热爱系列童书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一种故事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我从这里最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活在书中的感觉。”

“儿童缺乏的是观察力、对社会的关注、对他人的关心和关怀。”安武林指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和担当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儿童文学创作中有一些问题和缺点,如果不去善意地提醒和纠正,反而迎合鼓励,夸大其游戏功能,实际上是变相地削弱了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逃避了创作者的社会责任。

其次,对作家来说,“系列化”也是一种有益的创作训练。受访作家们普遍认为,从系列化写作中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实用的写作经验,比如如何保持悬念的紧张,如何吸引读者的注意,如何使叙事的转折既出人意料又与整个故事浑然一体等等。这些对成人文学而言并非不可或缺的特点,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恰恰十分重要。同时,系列化不同于单部作品的角色塑造也对作家提出了挑战。2013年凯迪克奖得主凯瑟琳·艾普盖特就此打了个生动的比喻:写单部作品,好比与角色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写系列则好比与你笔下的角色长相厮守。为了突破系列化导致的模式限制,在她的系列作品中,艾普盖特也会小心让笔下角色的性格随着整个系列的展开有节奏地推进发展。

跨媒介、跨材质、跨渠道,催生出少儿出版新物种

再次,也是许多评论者谈论系列童书时最关心的问题,即系列童书本身的艺术性。如前所述,系列化创作中角色性格与故事情节都有一定的模式。我们常看到国内外出版的许多系列作品前页都附有漫画式的人物角色与性格特征介绍,这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体式的基本特点。巴特尔梅斯认为,系列化的这种模式特征并不意味着作品之间是彼此雷同的,恰恰相反,在优秀作家的笔下,每一个系列故事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令人愉悦的独特故事“在文学的版图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知名童书策划人叶显林早年关注外国儿童文学,后来转入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圈。十多年来,他策划和编辑出版了大量名家作品,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也完善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叶显林得出的结论是:但凡好的作品,要么是具有当代生活的基础,要么具有传统文化的血脉,更好的是两者的完美结合。所以,儿童文学创作离不开“多彩的当代生活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光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如此,外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巴特尔梅斯为系列童书所做的热情辩护在更看重传统“严肃”题材和手法的西方主流童书评论界尽管并不典型,其分析与论说却也为我们理解系列化写作的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前述几位作家的创作中,为其赢得重要荣誉的作品,恰恰不是系列化童书,而均为处理“严肃”题材的单部童书。人们心目中的天平似乎是这样摆放的:系列化统治了商业市场,文学的光芒和荣誉则留给了那些愿意花费更长时间和更多精力来处理“严肃”题材与手法的单部作品。与此相应地,对于系列童书的“文学性”的质疑与批评,也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

然而,叶显林注意到,前几年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些已经很有名气的中国作家也坐不住了,纷纷效仿外国的奇幻、玄幻等,试图钻进西方的文化传统,从故事的背景设置、故事的架构到角色名称的取定,都用起了外国名字。事实证明,一个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中的人,试图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架构演绎西方化的故事,并指望着这样的作品中西通吃,到头来定然是两头都不买账。

“系列化”的反思

叶显林提出,在儿童文学界,有一种“儿童文学创作可以远离政治”的声音。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似乎对政府发出的时代强音有些充耳不闻,认为这是“政治”口号,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躲进自己的小楼,钻进个人心灵的一隅,肆意挥舞想象力的大旗,既不听闻传统也不眼看现实,只是一味虚构着哪怕一建成便坍塌的空中楼阁。这也是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品品种急剧增加,但可圈可点的优秀文学作品却比较少的关键原因所在。

美国童书界针对系列化作品的批评和反思,主要来自那些担负着童书鉴赏和遴选职责的儿童文学评论人,其中包括大量致力于扮演童书守门人角色的学校及公共图书馆馆员。

八年前,儿童文学作家张菱儿对中国原创童书的印象是:出版界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关注名家名作多,关注新人少;评论界对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成就估计不足,以为是小儿科;当代儿童早熟,但出版界还用老眼光去要求和限制儿童文学作家,人为设置过多禁区;社会浮躁,能深入儿童生活中的人很少。

在刊于2016年3、4月号《号角杂志》的《逃离系列化热》一文中,美国德州女子大学儿童与青少年文学荣誉教授、在德州里奇兰德小学任终身图书馆员的贝蒂·卡特不无惊讶地写到了自己在学校图书馆的见闻:孩子们几乎都在热情地传阅那些模式化的系列作品,比如“疯狂学校”系列、“小屁孩日记”系列、“多克日记”系列等等。卡特对此表示了担忧。在她看来,父母和孩子将这类系列阅读视为一个重要的阅读进阶,认为孩子通过这一阶段将逐渐学会接受更复杂高深的作品,这是有问题的。

今天已是天天出版社儿童文学中心副主任的张菱儿深切地感受到原创童书的巨大变化。在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后,中国原创作家大受鼓舞,原创童书的出版更是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同时,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绿色出版理念介入的背景下,多媒体技术与童书出版相结合,跨行业、跨媒介、跨材质、跨渠道的不断尝试,催生出了少儿出版的新物种,也催生了IP类童书的出版热潮。目前,在出版业受到新媒体阅读方式的严重冲击、整体出现急剧下滑的趋势下,童书出版却逆流而上,一枝独秀。

有意思的是,巴特尔梅斯笔下系列化童书的某些文学长处,恰恰是一直以来这类童书倍受诟病的主要特征。系列童书中同一角色群体与场景布置的反复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作品内容、情节等方面的模式化和单一化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大忌。这就在系列化作品与人们印象中更有价值的严肃文学作品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在西方主流童书界,系列化童书往往被佩上流行读物的标签,也是当代商业童书的一个代表符号。更看重传统“文学性”的童书批评界和图书馆界均对这类童书怀有本能的警惕。

现在社会中儿童问题的日益呈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变迁,比如微信平台里的各种大V和线上直播平台,而电台也发展了一大批故事妈妈、故事爸爸,同时洐生出很多优质产品,包括电子读物、AR产品,推动了产业链的共同进步,这也是儿童文学存在的社会价值。

卡特的观点在这方面十分具有代表性。她认为,系列童书传递给孩子的多是自我重复与先入为主,而不是优秀图书所能够提供的那种引导他们去探索意义的“未知冒险”。她指出,系列化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作品倾向于采用直线推进的情节、雷同的叙述声音以及可预见的故事结局,至于其中的角色,则往往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的“那一个”。这么一来,系列化作品在人物性格、叙事艺术等层面显然难以具备优秀文学作品应有的丰富和深度。因此,她认为,“如果早期阅读素材中只包含系列童书,很可能会限制而不是拓展孩子的阅读能力。”

有责任心的儿童文学作家怎么能说“不必顾虑”呢

这一批评的声音有其道理。必须承认,系列化的模式毕竟源自一种明确的商业运作意图,它的创作自然也受到这一意图的明显限制。即便热衷于系列化创作的作家们对此也并不讳言。在巴特尔梅斯的访谈中,受访作家们普遍认为,由于“系列化”童书均有确定、规律的出版节奏,而出于市场的考虑,这一节奏往往都比较紧凑,因而难以为系列内各部作品的创作留出太多时间。作者有时甚至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整本书的写作。在这一快节奏要求下,如同艾普盖特所说,“你总不能花上三天时间来仔细琢磨编织一个精巧的象征”。于是,创作活动便面临着因时间仓促带来的各种发挥限制。从这个角度看,系列化童书很容易成为快节奏运作下的快餐读物,这也是当代系列化童书在西方主流评论界鲜有美誉的重要原因。

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冰心图书奖副主席马光复这些年参加各种评奖活动,在评奖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中、长、短篇小说,有诗歌、散文、寓言,有童话、科幻、魔幻、穿越等幻想类作品,也有低幼读物和绘本,儿童文学的繁荣窥斑见豹,但也确实存在着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现象。其中有非常优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也有如白开水似的平淡无味的平庸之作,更多的是思想性很强而艺术性不高、或在艺术上有一定特点但思想价值不高的作品。

“系列化”大潮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由衷地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感到高兴,但同时也为时下的商业驱动与文学创作浮躁感到担忧。”马光复表示,这几十年来,儿童文学界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各种主张,各种论调,甚至说,要把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从儿童文学理念里清除出去,“不管写什么”都可以写给孩子看,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可这种“顾虑”,恰恰是所有正直的、严肃的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时时刻刻不能忘却和不能忽视的。那几乎是所有家长们的“顾虑”,是打心眼儿里害怕自己孩子学坏的“顾虑”。如果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儿童文学作家,怎么能说“不必顾虑”呢?所有秉持正确儿童文学观的儿童文学作家都会认为,儿童文学天生就带有教育性。一旦儿童文学失去了教育性,也许它还是文学,但它不是儿童文学。当然,教育性绝不是说教。教育性有深有浅,有宽有窄,有明显的,有深藏的,更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主要是包含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里,深刻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完美的结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关于系列化童书优劣方面的不同阐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一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与出版样式。然而,不论鼓吹者还是批评者,在有一点认识上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充分认可系列化童书在儿童读者中极受欢迎的现实。某种程度上,系列化童书已经成为当代童年阅读生活中一道不容阻扼的浪潮。在此现实下,我们一方面需要理性认识、看待系列化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成人来说,更迫切的问题还是在客观的阅读状况和切实的阅读实践中,我们如何帮助身处“系列化”大潮的孩子尽可能地享用其积极价值,同时避开其消极影响?

冰心老人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儿童文学作家们如果真热爱孩子,对祖国的未来负责,那就不会把儿童文学的创作当作儿戏,就不会把不成熟的、甚至带有不良影响的作品拿出来。

作为童书研究者兼小学图书馆员,卡特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她认为,今天孩子的阅读品味和兴趣应该得到大人的充分尊重,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责任帮助他们打造一个尽量丰富的阅读食谱。她虽然不满于系列化童书的创作现状,却也承认在泛化的“系列”标签内部,其作品也有单一与相对丰富、浅薄与相对深刻的区分。卡特特别肯定了那些具有结构上的起承转合、角色有所成长发展、个中人物性格较为丰满以及呈现比较多样的叙事模式的系列化作品。在孩子的阅读清单中添加这类作品,可以帮助他们慢慢学会接纳更丰富的阅读素材。此外,一些相对轻松易读却更体现文学创造性的单部作品,也适宜于添加到孩子此时的阅读中。

我以为,这一针对童书阅读指导者的建议,其实也包含了对系列童书作家和出版人的提醒:在系列化童书的创作与出版中,除了顺应商业大潮的浩荡裹挟,我们还可以同时做出更具创造性与责任感的努力,包括通过探索系列化童书的更多文学可能,来丰富和提升这一创作与出版样式的艺术内涵和价值。尽管目前看来,西方与中国语境中的系列化童书所指并不完全相同,至少后者在读者对象年龄方面并无明确的所属层级,但其艺术现实与问题却有诸多相通处。当孩子们疯狂追逐着“笑猫日记”、“查理九世”以及越来越多超级畅销的原创系列童书时,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帮助摆正它们在孩子阅读生活中的位置?如果说在儿童阅读成长的途中,系列童书自有其特殊的美学价值与功能,那么,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中,我们还需要关心的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阅读能力和趣味是否也能借系列童书的平台走向更大的远方,而不是停留在模式化的“安慰感”中顿步不前?这是今天许多关心儿童阅读的家长和教师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系列化创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方今之时,我们当然拥有选择阅读什么的自由权利,但请别忘了,阅读同时也拥有着塑造我们每个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