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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文集》是那位百岁老人生平的钻研心得,当然学过徐先生网编的中国先是本《大学语文》

6月25日,一早就得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去世,心里感到十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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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曾求学沪上,却无缘拜见徐先生。但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当然学过徐先生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虽几经搬家,这本当年的一流教材还插在我的书架上。这两天翻翻,发现书中选用的除了中国文学名篇之外,徐先生他们当年也非常注重培养中国大学生的外国文学阅读能力,书中选文包括阿赫玛托娃、契诃夫、奥尔多·利奥波德、东山魁夷等欧美亚名家的作品。徐先生了解的外国作家当然不限于《大学语文》收入的这几位。近期我还有幸读到徐先生有关赛珍珠的文字。

徐中玉 1915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述约千万字,其文艺理论研究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徐中玉文集》是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研究心得。2009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4年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徐中玉的赛珍珠研究文章写于1992年。1991年元月,赛珍珠的“中国故乡”镇江主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研讨会”,纪念赛珍珠这位“中美文化交流之友”,“历史终于消除了误解”。这次研讨会成为赛珍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颁奖典礼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百岁高龄的徐中玉历经沧桑,著作等身,虽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坐着轮椅上台领奖时却说“我做得不够好,还要继续努力”。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然而,第二年在上海召开的另一次赛珍珠研讨会现在却少有提及,其实,这次会议同样重要。上海社会科学院于1992年10月17日在新锦江大酒店举办了“纪念赛珍珠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美国赛珍珠基金会向大会发来了贺电。时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徐中玉出席了会议。

  “先生对现实的关注和热情、对工作的投入,是他一辈子的追求,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跟随徐中玉为学30载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帆说,“我想用这句话来概括徐先生为人为学的特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徐中玉在会上做了题为《赛珍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发言,并于会后公开发表。他首先强调了纪念赛珍珠的意义,认为在她百年诞辰时纪念她,有利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创一个和平、发展、进步的新世界;他认为,这也是赛珍珠一生努力追求实现的目标。

  在谭帆的介绍下,记者走进了华师大二村、徐中玉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从咯吱作响的木板楼梯上楼,老式的旧铁框门里一扇木门内传来应答声。随后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条窄长的过道,一路过去,左右分布几间小屋,老式的陈设,没有一间称得上宽敞,但间间堆叠着满摞书籍。最里头的卧室内,老先生一丝不苟地套上外衣又缓步迎到房门口,对着冒昧来扰的记者笑盈盈地问好。待我们落座后,他才在谭帆的搀扶下,在一张老旧的单座沙发中安坐下来,背后半掩的窗帘上是朵朵红艳艳的牡丹。老先生也不打量、也不发问,只是对着陌生的我们满脸笑意,真是“即之也温”。

在发言中,徐中玉分析赛珍珠《大地》《母亲》以及她为她的父母所写的两部传记,即《战斗的天使》《离乡背井》等作品,认为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艰苦生活和奋斗精神,以及她父母在中国人中间的各种感受和情趣,评析了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而且,“当时我国作者还极少有如此细致,同时涉及比较上层、底层中国人,”徐中玉认为:“这些材料无论在艺术上或学术研讨上都很珍贵。”这在中国刚开始重新评价赛珍珠及其创作的时候,是极高的评价,也反映出徐中玉的学术胆识。

  文须有益于天下

徐先生还简要地介绍了赛珍珠在中国的经历、她对中国典籍和通俗小说的广泛阅读、她英译的《水浒传》,认为赛珍珠不仅愿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她也具备从事这些工作所需要的“难得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她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比同时代外国作家更为丰富和细致。徐先生还特别指出,赛珍珠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摒弃了之前和当时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她“能爱中国人民之所爱,恨中国人民之所恨”。徐先生认为,赛珍珠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有其不凡的原则基础,完全不同于那些对中国单纯猎奇的一般游客。

  “从学术著述来看,徐先生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古典文学到当代创作,从理论创作到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有涉猎。无论哪个领域的研究,其中都贯穿着求实。”谭帆说:“‘文须有益于天下’,这可以说是徐先生最基本的一个学术旨趣。有感而发,有用而做,有益才说。从徐先生古代文论研究所选择的主要对象中,就能体现他的这种现实关怀。”

徐中玉还特别提醒,我们对赛珍珠的作品介绍不多,对她的思想艺术还大都缺乏研究。关于今天如何评价赛珍珠及其作品,徐中玉提出“四看”,即我们应当将它们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跟西方许多作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比较来看、从总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就和艺术价值来看、从求同存异不事苛求以便共同创造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世界大环境来看。

  徐中玉的古代文论研究比较关注三个人物,一个是孔子,徐中玉认为《论语》里面有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下也是有用的思想。他在《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中,从“为己与为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知之为知之;不知而不愠;知之不如乐之”“巧言乱德;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之财”“转益多师;当仁不让;如何与朋友交”“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上下之间、人己之间”6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孔子《论语》中的有关论述与观点,认为保留在《论语》中儒家代表孔子的这些思想、观点,大多与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有关,其值得参悟、借鉴、择取的意义、价值至今仍在。第二个是苏轼。1981年徐中玉出版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从苏轼创作经验的角度分析苏轼的特点以及对当下的作用和影响。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徐中玉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中”过,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文革”期间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原因是苏东坡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但徐先生讲课时依然实事求是地评价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但徐先生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最需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第三个是清代初年的顾炎武。在《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中,徐中玉写道:“他的文学损益观,我觉得确是既着眼于当前,却又并不是局限于当前,而注意到了某种比较普遍的价值规律。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极少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这一问题:‘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即凡对当时人民真正有益的好文章,对后世必定仍会有益,纵然在程度上并不一样。”

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赛珍珠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徐中玉当年所提出的赛珍珠研究的“四看”,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后来的赛珍珠研究朝着客观、公正和全面的方向发展并取得研究成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不应忘记徐中玉先生,而且应该重温他的真知灼见。

  徐中玉一贯主张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古今,发表意见,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论“无胆则笔墨畏缩”》一文,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呼唤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论文集《激流中的奋进》则反映了徐中玉一辈子文艺理论的追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放下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放弃关注现实、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这种追求。”谭帆说。

  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兼容并蓄

  “说起先生治学就不能不提及先生积累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卡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克强是徐先生学生,他感叹道,徐先生非常重视资料搜集之功,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后辈学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青年徐中玉在中山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两年间,孜孜兀兀,心想手抄,积累了上万张资料卡片。古代文论有专著,更多的是在作家全集中的散篇碎著,还有随笔、杂记、小说、戏剧等数种零星记录、序跋甚至对话。只要脑筋里随时装着许多问题,处处都能遇到有用的材料。例如徐中玉认为,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如不结合他的《沧浪吟卷》来研究,往往就误解了他的主张。研究其人的议论,又不能不知其人,知其世,知其针对着什么而言等等。治学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握的实际愈完全,基础就愈牢固,研究也愈可能深入。

  1957年徐中玉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但坚持做手抄材料的习惯从未间断,陆续从七百多种有关书籍中做了四五万张卡片。“文革”抄家时,这些卡片被视为废物而未受损,徐中玉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但果若有用,用又在何时?当时的徐中玉也是眼前茫茫,但是,“我深信这门学问总是有用的,我做不成、做不好,以后别人还是会做,会做成、做好的。”20世纪80年代,徐中玉深感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于是和同事、学生一起,搜集我国古代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等文艺理论资料,按传统的审美原则,出版了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15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徐中玉这样表示。

  “一方面徐先生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先生的学术态度又是非常开放的。” 方克强说,“在编辑《徐中玉文集》过程中,我非常惊讶的感受是,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当时西方的前沿研究。徐先生是搞古典文学的,他怎么对西方文论西方思想那么熟悉?这说明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吸收西方好的文论研究的养料。”方克强告诉记者,徐中玉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期间,在这本学术刊物上刊登了许多西方文论的翻译文章,而当时关于西方文论的书籍也不多,徐中玉亲力亲为,及时组织了很多西方文论的前沿研究翻译,“当时不少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就是从这里吸收了大量营养”。粉碎“四人帮”之后,徐中玉开始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青年学者夏中义对以前的文学基本原理提出了不同意见,徐先生并没有因为夏中义挑战权威而对其有意见,反而在看了夏中义的论述后认为他是有眼光的。正是徐中玉这种尊重人才、尊重各种意见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办得红红火火。

  “真正的书生意气”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忍辱负重,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我认为,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样的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往往被认为是贬义词,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它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徐中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阐述,也是其精神追求的一个表达。

  “我在编《徐中玉文集》时看了他抗战时期发表的文章,民族主义是他的重要主题。编《大学语文》的时候,他也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有一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诗词、文章。”方克强说。“先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人物。你看他的工作,比如说编撰《大学语文》,他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认为这门课程对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于年轻一代的培养,是很有意义的。”谭帆说。

  提起徐中玉,绕不开的一本书是《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20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响应。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10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除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在大学语文的创设、推广、普及方面,徐先生功不可没。这与学术研究相比,别人看来似乎有点‘小儿科’,但是从培养人才上,这是百年大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如是说。

  “全国一级学会在上海的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三个是在华东师大,这个了不起。”齐森华介绍说。除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之外,徐中玉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并且创办了三本学术刊物:《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徐先生认为,新时期学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一定要有学术交流的平台。徐先生是一个文化活动组织家,当人家还没有感觉到学会、刊物对学科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时,他早已觉悟到并且去做了。这三本杂志和三个学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在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理论研究》这本杂志徐先生编了30多年,一直到97岁时还是主编。这个主编可不是挂名的,他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最后文章定稿是他定,定稿之后,拟好小标题,每一期目录他都会手抄一遍,然后让编务去付印。”谭帆向记者介绍说。

  徐先生的床头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百岁大家徐中玉的道德文章,就是他在学术领域竖起的一座丰碑。阅读原文

来源|中国文化报 记者|洪伟成 编辑|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