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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成为非常独特的存在,林语堂在美国生活

1938年,中国作家林语堂用娴熟的英语写成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林语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当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纪录前无古人,至今仍无来者。

林语堂无疑是20世纪中、美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不过,对于他的重要性,太平洋两岸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在1988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有“林语堂”词条如下:

无论是写作还是参加各类活动,林语堂都自觉地赋予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他的一生辗转旅寄,也可谓名副其实的全球征途:十岁离开家乡后,从厦门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短暂回国后又定居美国和法国长达三十年,晚年辗转新加坡又移居台湾和香港。

“林语堂(1895-1976),中国学者,作家。1895年10月10日生于厦门。在哈佛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完成学业后,他返回中国,执教于国立北京大学。1920年代,他致力于创制汉语拼音系统,使用罗马字母表示汉语中不同的语音特征。后来他发明了一种汉语检索系统。林语堂在西方最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是中国文化的普及者。他介绍中国的著作有《吾国与吾民》(1935),接下来是《生活的艺术》(1937),以及《新中国的诞生》(1939)——他个人对中日战争的论述。《京华烟云》(1939)是他的众多小说作品之一。由他英译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著作,以其意义准确、风格得体而著称。他的《当代汉英词典》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部由通双语的中国人编撰的汉英词典。1936年至1966年,林语堂在美国生活。1976年3月26日,他在香港逝世。”

如此种种,让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成为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看到了这种独特性。作为同样处于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中国学者,他想写一部“智性传记”,不仅仅从史料中爬梳出一个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试图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于是有了这一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这一词条凸显了美国人视野中林语堂的两种主要身份——在西方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语言学家和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的英语作家。而在1989年版的中国《辞海》中,“林语堂”词条则偏重介绍他在国内的文学活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在西方的影响:

“错位”的文化使者

“林语堂(1895-1976),中国散文家、小说家。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去美国留学,后转赴德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曾参加语丝社。1926年去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次年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交秘书。1932年起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成为论语派主要代表。1936年赴美国从事写作活动,并用英文翻译了中国古籍《论语》(译名《孔子的智慧》)、《老子》等。后在香港病逝。著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暴风雨中的树叶》、《京华云烟》、《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用英文写成)等。”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后世谈林语堂时最常引用的句子。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位脚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处的位置与他关注的事物却常常并不统一。

关于林语堂的出生地,这两个词条的表述都有误差。林语堂自称福建龙溪人,生于龙溪县坂仔村,今为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与厦门、龙海并无隶属关系。而《辞海》词条在涉及林语堂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中,竟然出现了多处不准确的表述甚至知识性的错误。“著有……《吾国与吾民》(用英文写成)等”一句,会让读者误以为除《吾国与吾民》之外的那几部作品都是林语堂用中文写成的。实际上,《暴风雨中的树叶》(即《风声鹤唳》)、《京华云烟》(即《京华烟云》)和《苏东坡传》也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在十年后的最新版《辞海》中,“林语堂”词条也基本上一仍其旧,只将旧版中的“著有”改为“中英文著作有”,《京华云烟》改正为《京华烟云》,删去了《吾国与吾民》后面的说明文字“用英文写成”,所列七种作品的原著语言这笔糊涂账也就懒得算了。

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乡土社会,但因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学有所成后,他到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但却羞愧于自己作为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而开始潜心学习传统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他又极力倡导国民精神之欧化,借用西方尼采笔下反传统大师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即以西方精神来呼唤中国人之“精神复兴”。

与《美国百科全书》中的“林语堂”相比,《辞海》中的词条几乎隐去了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颇有贡献的语言学家和美国文坛颇有影响的英语作家的身份。普及性辞书中的一个短短的词条,当然不可能全面反映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时也影响着普通知识界的认知水平。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林语堂在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知识谱系中,常被简化为提倡幽默与小品文的“论语派主将”,而忽视其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身份。林语堂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青年时代留学美欧(1919-1923),学成回国后参与制定“国语罗马字”系统,发明汉字检索方法,编写《开明英文读本》等英语教材,出版专著《开明英文文法》和《语言学论丛》,首先以其语言学研究与实践活动名世,其次才是现代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散文大家。纵观其一生,林语堂在文学、哲学、史学等广泛的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因而可以跻身“国学大师”之列。

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关注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及其文化精神,但却是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纽约完成的,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介绍给当时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1942年,二战正酣,林语堂又在美国编撰《中国印度之智慧》,试图用“东方智慧”来应对当时世界的困境,寻找和阐发一种和平哲学。再到战后的1948年,林语堂赴欧洲巴黎担任联合国职务,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编撰《美国的智慧》,从美国智者的作品中打捞那个曾经很有活力如今却逐渐式微的“美国梦”,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力量源泉。

得天独厚的学历背景与外语能力,为林语堂提供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优越条件。语言学家林语堂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自觉化身为连通东西的跨文化之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识,也成就了他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林语堂晚年曾引述朋友的评论,自嘲兼以自得地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当数创造性地将英文“humour”译为“幽默”,并创办第一本提倡“幽默”的中文杂志《论语》,因而博得“幽默大师”的雅号。“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则是他毕生用心更深、用力更勤、贡献更大的事业。他在美国和英国先后出版了三十几部英文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普及性读物。“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这是林语堂后半生的主要职志与成就所在,也是他身为中国作家而为西方人熟知的原因。

林语堂这种特殊的写作路径并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断与清醒觉知之下做出的自觉选择,是在用望远镜与显微镜同时观察东西方文明。与书写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将其对象化、客体化,这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书写对象的核心要义,从中提取关键部分来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发声。长期浸淫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没有机会接触外来事物,也让一种文化越发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时,一个新鲜的、生动的、充满激情的“他我”恰能成为最好的镜鉴,映衬出原有文化的长处与弊病,让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诚如林语堂逝世后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所言,“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土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以《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名著为代表的英文作品,不仅为林语堂个人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且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空前宏阔而又细腻的中国文化的长卷,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林语堂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及其大量英文作品,并未获得他的“吾国与吾民”的恰如其分的认识和评价。《辞海》中的“林语堂”词条,就代表了这方面的缺失与偏差,代表了国人对于林语堂海外英文著述的一知半解。

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变幻,也日渐联系紧密,中国“开窗放入大江来”,知识界渴求来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发现和定义东方。林语堂是在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本土生活体验,同时兼具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以地道的英语交流、写作。历史选中了他来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没有辜负历史。

据笔者统计,从1935年到1967年,林语堂在美国和英国总共出版了31种英文作品,这些作品是其一生英文著述的主体部分,也是其全部60多种中英文著作中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部分。这段时间林语堂主要生活在美国,以职业作家身份专事写作,他的目标读者是懂英语的西方人,著述内容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阐发和译介。迄今为止,林语堂海外英文著述中的大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有些作品甚至出现了多个译本。不过,这些译本或多或少存在种种问题,质量不尽如人意,不但影响了普通读者对林语堂海外英文著述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内学者的林语堂研究。加之版本混乱,盗版频出,即便一些获得授权的正规出版社也往往疏于编审,出品有的误署译者姓名,有的甚至不标译者,让读者误以为该书就是林语堂的汉语作品。有些学者忽视译本考辨而随手引用,甚至在研究中将译本等同于原著,因而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低级错误。汉语译本缺乏精良版本,英文原著在国内就更不多见了。几年前外研社推出的英文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恐怕是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唯一的林语堂海外英文著作新版本了,总算是方便国内读者一睹这几部名著原汁原味的风采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吾国与吾民》的英文版删去了原著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大约其有美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嫌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章曾于1939年在纽约出版过单行本,就是前引《美国百科全书》词条中出现的《新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ew China)。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引进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旧传统的规训与束缚,找到一种自由写作与自我释放的方式,以无形之力达有形之功。林语堂解释,幽默不是嬉皮笑脸,而是冷静超脱地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幽默”这一现代汉语新词正是由林语堂音译敲定,它成为中国人常用词的过程,也恰恰是我们逐渐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被美国文化界颇负盛名的“每月读书会”推荐为“当月之书”,评审委员会主席这样说:他用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亲身体会和提炼来对照我们美国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区别在哪儿。林语堂让美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一个不同于以往“中国通”眼中的落后、扭曲、笼罩在西方价值观之下的中国,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这种被成功欲望裹挟的生活,也许正需要中国人那种睿智而快乐的哲学。

站在一种文化中用历史长焦观察另一种文化,让林语堂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视野,但也存在某种危险:以先入为主的思想美化书写对象,使其带上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过,林语堂并不纠结于此,他从没想过以科学的方法去为一种文化厘清概念、梳理脉络,使之成为符合逻辑的体系。他说:“我宁愿做我自己”。

这种“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写作姿态,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哲学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确认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吾国与吾民》到《生活的艺术》,他用个人的笔调倾谈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穿衣吃饭、花鸟树木,讲艺术与宗教、幸福与离愁,讲现实与梦想、自由与尊严,每一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林语堂说,中国哲学首先把生活看成一个艺术整体,它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回到简单,并提倡一种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艺术中自有一种艺术的生活。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试图将“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创作了《京华烟云》,以小说的形式具体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国人民的可亲可爱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野蛮,显示出战争摧毁美好人生的恶劣无道,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东西方共建的和平哲学

二战期间,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挂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他的批评焦点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转向对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批评,由一个“中国抒情哲学家”成长为“自由主义跨文化哲学家”。他以引入印度经典来阐释东方哲学的本质是人的哲学,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人文价值,而不是由条理清晰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随后更进一步,他辑录美国文化名著汇编《美国的智慧》,将其做成真正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他认为,一种世界和平哲学必须由东西方共同创建,这种和平哲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关切。

我们所熟悉的林语堂的文字是轻松幽默、率性洒脱的,如同“坐在火炉边和我们清谈人生故事”,后来发展出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他信手拈来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种“既辛辣又温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欢快又严肃”的笔调娓娓道来。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说都让人感到亲切,充满了人情味。但这种文风并不仅仅依赖于他闲谈的语态和闲适的笔调,更来源于其深层的思想本质。他认为,伟大的文学都旨在稳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学要为我们扮演生活阐释者的角色。他反感将哲学科学化或是玄学化,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把世事化繁为简”。林语堂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对人和生活的关注,他的思想藉由揣摩现实人生得来,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活泼生动的生命哲学。

正因如此,当二战将人与人生一同摧毁,彼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经济学将人不再视为人,林语堂不由得暴躁起来。他写下:“这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件事让我充满变态的虐待冲动,那就是狗屎般的‘经济学’。”他称用霸权和武力碾压人性的地缘政治学为“血腥地球学”“道德卖淫”。大概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作为一个在美中国学人,如此尖锐强烈地抨击西方战时政治及现代病。美国人感到困惑,那个温和儒雅的中国哲学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辛辣的大嘴巴“牛虻”?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种能够理解人、关注人生的和平哲学。

晚年的林语堂似乎在完成一种回归,重新发掘童心,也重新发现耶稣。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照片拼在一起,称为“三个小孩”。在妻子买菜归来时,他和两个外孙一起冲上去将妻子围住,笑闹不断。也许,他正是在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粹无碍的“人”的本质。他从耶稣的教诲中看到了指向光明的正面向上的引导,和儒道学说有彼此交融之处,充满了爱和关怀,既温柔又坚定。在林语堂的眼中,耶稣此时成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奉献的榜样,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回归孩童与耶稣,也是他为自己最后找到的“成人”之道。

在林语堂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以七旬高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全部精力都花在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损。词典成功出版,他喜形于色,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间游走一生,林语堂视编撰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为终生抱负,也许,正是想通过最后的努力,为后来人打开一扇沟通中西的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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