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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一大批判青年笔者中她宣布的著述不仅仅十分少,在工厂专门的学问时的蒋子龙

冯牧对作家的发掘,蒋子龙不是孤例。他在1982年8月写下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文中,表达了对当时并不知名的部队青年作者李存葆的惊喜。而阅读《十月》编辑部同志送来的这部小说之前,他曾主观地推想,“那种篇幅和规模较大、能够在广阔的生活范围中,通过丰满的艺术形象,用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再现”战争历史如《西线轶事》那样的作品,一定会出现,但“对丰富的生活与思想内涵进行深刻的艺术概括”需要作家投入较长的时间。所以他的期望一开始并不是很高。但一读之下,他被小说中的真切生动的人物和动人心魄的命运所吸引打动,质朴的力量,感奋的情感,一再地中断冯牧先生的阅读,他写道,“这部新人新作,这部显然决非无懈可击的作品,却使我像一个天真的少年读者那样一再地流下了眼泪,而且为它度过了一个心情激荡的不眠之夜”。尽管如冯牧文中指出的,这部作品在结构、文字和细节上都可以找到“一些不足的瑕疵”,但整部作品所塑造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所描述的富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场景以及所透露出的崇高的思想情操,都使他认定这是“一部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的、很有思想分量和艺术深度的成功作品”。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期望地写到,“我时刻都在想着一件事情: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当迅速地创造出一批又一批无愧于我所见到的英雄战士这样的典型形象,不是普通的人物形象,而是把这些英雄战士身上所展现的瑰丽而又崇高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化为血肉和灵魂的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是“体现着我们时代光彩的新人形象”,是“无愧于我们时代英雄称号的人物形象”,所以当他看到梁三喜、赵蒙生,看到靳开来,倍感欣慰;而在分析这些英雄的新人形象同时,他还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梁大娘、玉秀两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他写到,“这两个人物,准确地、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农村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最瑰丽和宝贵的思想品质。有了这种品质,我们的人民就会永远坚强地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种品质,犹如曾经给赵蒙生以哺育的梁大娘的奶汁,将会永远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营养,带来坚强的意志和力量”。我们从中看到冯牧先生对“年轻的战士作家”的艺术褒扬,同时,我们更感受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的思想中的对于人民的自然浓烈而朴素真挚的深情。我以为,这篇文章在新时期所起到的对于文学创作道路、人物形象塑造的引导作用以及一位评论家的深挚的人民情怀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乔光朴的典型意义立刻引发人们的关注和争论。1979年8月22日天津《新港》编辑部邀集二十多名业余小说作者座谈《乔厂长上任记》,“发言的同志大都谈到了这篇作品在本系统、本单位的反应。大家说,不仅文学爱好者爱读这篇作品,一些不大读文学作品的人也争相传阅。这是比较少见的现象。大家从作品主题的深刻性、现实性、针对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这篇小说所以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不是偶然的”。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怀,冯牧同志对于从最基层的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关爱有加。1983年第6期《文艺报》发表了他对史铁生的评论。那时的史铁生还是一位不为许多人熟知的作者,而且在一大批青年作者中他发表的作品非但不多,早期的多部作品还引起不少争议,但就是如此,一方面,冯牧先生指出其“有些作品并非无疵可议甚至有着明显的缺陷”,同时另一方面,他表达着对其写作的欣赏。他写到,“我不得不为作者在描绘某些独特生活环境时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敏锐而细微的艺术感受能力而感到惊讶。”他说,“我在这些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那种在青年作者中并不多见的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才华’的闪光”。所以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发表,他是那么振奋,称其是一部“洋溢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的短篇小说”,并认定它“必将成为史铁生在文学征途上继续奋力攀登的一个可喜的标志和一个新的起点”。他在评论中热切地写到打动了他的知青岁月中以白老汉为代表的延安的普通百姓,“你难道不为作品中白老汉的丰富、纯净而乐观的性格,为他的令人感慨而又辛酸的生活命运而受到深切的触动吗?你难道不为这个有着既坎坷又平凡的遭遇的老人,对生活、对革命、对土地、对人们、以至于对牲畜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深挚感情的心灵之美而受到强烈感染吗?”他继而说,“正是由于我们生活中世代绵延下来的这些把自己生命根须深深扎在民族土壤之中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获得了最深厚、最牢靠、最富有潜力的根基”。正是这种人民情怀,使得冯牧一方面对新人新作中出现的人民百姓的形象感佩万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平民出身的新的写作者的作品在关注与重视上能够做到不遗余力。如史铁生,冯牧坦然承认,“我不是史铁生一切作品的欣赏者。我对他前几年某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多少有些阴冷、忧郁的感情,尽管可以理解,却是不以为然的。”但就是这样,他从这位年轻作者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感知到,“一个能够以那样真挚的感情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的人,一个能够站在那样的历史高度来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再发现的人”,他相信并也请大家相信,“像史铁生这样的年轻人,像他这样饱经忧患而又树立了信念的年轻人,是会自己选定和走向日益宽广的康庄大路的”。

蒋子龙:春江水暖鸭先知

经冯牧同志提携的青年作家还包括当时大连工人作者、写出了《迷人的海》的邓刚等同志。在此我不一一列举。以上只是他写于1978至1983年大量评论文章中的几篇,但已足以说明一个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在他那个时代所完成的使命。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但面对新时期之初兴旺活跃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评论家和作家如何做到互相支持,相励以志,冯牧先生以他的文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支撑他去这样做的是他自少年始就建立起来并一直追求的思想信念和理想信仰,“我们的文艺应当是高尚的、优美的、同人民的命运和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会创造性地提出,“文学评论是以分析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形象为己任的,因此,一个文学评论家,如果不热心于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到头来恐怕也只能写出一些于作家并无好处的隔靴搔痒的文字来。”他强调,“我们沸腾的绚丽多姿的现实生活所发出的召唤,是对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发出来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975年10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作为厂锻压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参加了会议,他在《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中谈到这次会议,“我在锻锤上干了十年重体力活,第一次出来参加这样的大会,眼界大开,受到极大的震动,许多知名的大厂,如湖北二汽、富拉尔基重机厂、南京汽车厂等,老干部和老厂长已经真杀实砍地冲在领导第一线,实实在在地在领导着抓生产,他们的事迹让我有一种久违了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这种从骨子里被感染的体验是很新鲜的,身上产生了一股热力”。因此,会议期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许以向蒋子龙约稿时,受这种“热力”驱使,蒋子龙很快就赶写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冯牧如是言,更如是做。比如他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推崇,之前他并不认识蒋子龙同志,只是1976年读过其《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对另一位同志说过它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同时认定它出自一位“严肃的、有才能的作者”。围绕《乔厂长上任记》不乏争论,包括对蒋子龙本人也有些争议,1979年冯牧撰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很欣赏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并对有些评论只允许歌颂,“不赞成反映和回答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乔厂长上任记》的成就,正在于它“既塑造了光辉的形象,又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两者结合得很好”。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并指出“乔光朴形象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文中热情地称之为“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 另一方面,他对文艺批评的开展也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分析探讨作品时可能会有片面性也可能会有错误,但不能脱离作品实际,若从作品中不存在的情况出发而对小说进行指责,显然是对文艺批评的正常途径的脱离,这些思想都体现出一位坚持原则而又心怀善意的评论家的正直品格。

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剧照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时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4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冯牧、陈荒煤等文艺界领导站出来力挺《乔厂长上任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不同层面的梳理和总结,文学创作也在这及时的梳理总结中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理清和确立了工作思路和前行方向。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冯牧在《四化需要闯将文学也需要闯将》的发言中说:“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这是一个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闯将的形象。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尽管这个人物也可能有缺点,可能有时遇到问题考虑不周到,有时做事有点冒失,工作方法也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在为四化而奋斗的进军中,他是开辟道路、打破坚冰的先锋。谁都知道,坚冰不打破,航船是不能前进的。目前,我们国家最迫切需要的、能够扫清前进途中的障碍、加快四化步伐的,正是这样的闯将。”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件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长袍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根据《乔厂长上任记》改编的同名连环画,198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崔道怡在回忆文章《蒋子龙的〈一天〉》中说:“蒋子龙问过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能否有《一天》的位置?’我参与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及此后出版的《建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里,所选‘文革’十年间的短篇小说,只有一篇,就是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一天》是唯一的。”

这篇以天津重型机器厂第一任厂长冯文彬为人物原型,讲述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机电局局长霍大道大刀阔斧干工作、带病抓生产“一天”经历的小说,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1976年3月1日,《人民日报》的袁鹰给刊物领导写去便条说:“蒋子龙的小说反应强烈,《人民日报》已收到好些评论。开初来稿,都誉为近年来难得的优秀作品,近来收到的批为鼓吹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蒋子龙认为,这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写作套路,闯出了自己的道路,即“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从‘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车间文学’中跳出来”,“尝试着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展开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文学适应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适应文学的某种模式”。

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大门前留影

《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也是工业题材文学的代表作,这跟它的作者蒋子龙曾经的工人身份和长期的工厂一线生产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

与此同时,这篇小说也招致激烈的批评声音。《天津日报》1979年9月12日至10月10日,陆续刊出《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文学应是生活、时代的一面镜子——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让争鸣的空气更浓一些——也谈〈乔厂长上任记〉》等14个版面的商榷与批评文章,认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人物塑造,都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指责这篇小说阻碍当时的“揭批查”运动。有关方面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上书中央。这给蒋子龙带来极大的压力,他一度想放下笔调到某个小县城的厂子重新开始生活。

这时,一个蒋子龙跟过多年的老厂长突然闪现在他眼前,让蒋子龙一下子抓住了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内核”,“什么‘下山’呀,‘上任’呀,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就是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蒋子龙在《生活和理想》中说:“我酝酿好了乔光朴这个形象之后,突然感到一种迫切的,很长时间活在我心里的一个主题,一下子和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了。这就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似乎是生活逼得我不拿起笔来不行。这里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生活现实,我写的也是生活中的活人。我用自己的心血充实了乔厂长的骨架。”“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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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稿子誊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涂光群在文章中说:“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拨乱反正、兴利除弊,人们到处在呼唤有作为的‘乔厂长’‘上任’,蒋子龙了解民情并深有同感,传达了人民的意愿。”

面对现代化建设和建设速度的要求,蒋子龙感受得尤为真切。经受《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冲击的蒋子龙,1976年底以来“落实政策”,恢复了锻压车间代理主任的职务。天津重型机器厂的锻压车间近三万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职工,分水压机、锻造、热处理三大工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但缺少一个独立工厂的诸多经营权。蒋子龙攒足了力气准备好好干点活,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手脚。可是,等蒋子龙弯下腰真想干点事了,却发现面临的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哪儿都不对劲儿。对于工厂车间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管理工厂,蒋子龙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因此当《人民文学》编辑再次向蒋子龙约稿时,他能创作出“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命中时代“经脉”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水到渠成了。

这座现代化的大工厂让蒋子龙感念至今,他说:“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重’,即‘天津重型机器厂’⋯⋯我至今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拥有自己的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和10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在大会上受到表彰。蒋子龙作为入选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代表获此殊荣。在“改革先锋”的简介中有如此评价:

1979年春天,《人民文学》派编辑王扶来津向蒋子龙约稿,借此筹备着蒋子龙的“复出”问题。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涂光群在《蒋子龙——“乔厂长上任”》中回忆道:“在1979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他们打听到,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儿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于是决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号召全国人民“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1979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在工厂工作时的蒋子龙

1979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人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开“改革文学”先河的小说,在震动中国文坛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集中关注和广泛讨论。乔光朴厂长作为一个典型人物,越出文学的逾限和工厂的围墙,成为社会普遍期待和广为效法的“当代英雄”,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乔光朴的身上寄予了时代与人民最热切的渴求与期望,“欢迎乔厂长上任”“希望乔厂长从作品中走出来”成为人民的呼声。2018年12月,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荣获“改革先锋”称号。蒋子龙创造的改革者们为现代化建设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仍在激励今天的人们,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在这个工厂里待了二十多年,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

蒋子龙1958年初中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当学徒,1960年参军到海军航保部当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原厂当工人。天津重型机器厂建于1958年8月,是“为解决华北地区的高级大型铸锻件生产不足问题”而筹建的国家重点企业,建厂指挥部总指挥和第一任厂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冯文彬。该厂最初命名为天津铸锻中心厂,1959年2月改称天津铸锻件厂,1970年又改称天津重型机器厂。蒋子龙学的是热处理,从学徒到锻工,从普通工人到生产班长,再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代理车间主任,其间从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蒋子龙几乎一直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在锻工岗位上就干了十年。

蒋子龙回到家用一天多时间在脑子里理出这几个人物的线条,又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写得酣畅淋漓,写出了他的苦恼和理想——“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干”。

1979年10月6日,冯牧召开《文艺报》编辑部会议,讨论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评价问题,他指定刘锡诚根据会议发言主题写作《乔光朴是一个典型》,该文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发表。文章认为,“《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

“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

蒋子龙喜欢车间,享受着工作带来的乐趣,他在《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中谈到自己与工厂的“鱼水”关系:“我有这样的感觉,离开工厂两个月,心里就想工厂想得难受,说不出来的一股滋味。想什么呢?想生产,想机器,想人?好像是,好像也不全是,反正就是想工厂。回家两天的时间,也得到工厂转一圈。各个部门都去打个晃,一说一笑,身上非常舒服。我两个月没有进工厂,转上这半天,就把这两个月的空白补上了。这两个月中厂里出了什么大事,头头中有什么新闻,工人中有什么新鲜事全都知道了。我不问,他们也会跟我说,他们不说,我一进厂门口,从工厂的气氛中也可以体察到厂里的变化。我在这个工厂里待了二十多年,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

蒋子龙写作《乔厂长上任记》,除了想给《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名”、落实“文学政策”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工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指出了当时工厂管理和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厂长”问题。蒋子龙在《写给厂长同志们》中说:“怎样当厂长?现在工厂的厂长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憋了足有两年多。我感到非写出来不可,拿起笔来后边好像有人催着。”他还说:“在工厂的同志都知道,连接马达和齿轮的是大轴。厂长这个‘大轴’运转不灵,整个工厂就要瘫痪⋯⋯用什么办法,怎样领导好现在的企业呢?这就是乔光朴上任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工厂的厂长们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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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乔厂长上任记》改编的电影《钟声》海报

《乔厂长上任记》经受争议甚至批判而成为经典,在于小说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着重刻画了努力建设和开拓新生活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它响应了社会主义文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的时代要求。《乔厂长上任记》通过对乔光朴这一新时期英雄人物的塑造,顺应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并发挥了文学干预现实和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乔厂长上任记》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大潮。蒋子龙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融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

1979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选编并出版的小说集,以《乔厂长上任记》作为首篇和书名

1979年《文汇报》第14期发表《欢迎乔厂长上任》的思想评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乔光朴。四个现代化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欢迎乔厂长上任”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乔光朴的身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呼声。这篇小说以获27222票的绝对优势被读者推选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1980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钟声》,同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李默然扮演的乔光朴同样引起轰动。

“乔光朴上任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工厂的厂长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也肯定了《乔厂长上任记》取得的成就。

《乔厂长上任记》的传播与影响

送走编辑后,蒋子龙立刻开始构思小说。两年多没有拿笔,蒋子龙的肚子里存了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首先来蒋子龙脑子里报到的人物是冀申。蒋子龙认识的“一位十一级干部”“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和“某位十九级干部”等人与事进入他的脑海,“在我的脑子里飞旋,忽而是一团乱丝,忽而又很清晰,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蜘蛛网。我捕捉到一个形象鲜明的大蜘蛛,这就是冀申。我认为要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代化,绝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力”。其次是石敢,他是以蒋子龙很敬重的“局党委书记”为原型,借用了一位建筑工人在工厂施工事故中咬断舌头的事。第三个来报到的人物,才是蒋子龙最为花费心血的乔光朴。蒋子龙曾经设想让一位穿着干净、谈吐诙谐、脑瓜聪明、搞生产有办法的一个大企业的厂长做原型,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厂长根本不会和冀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我现在设想的乔光朴,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气魄,不会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现实生活和创作规律都迫使我不得不重新琢磨乔光朴的性格特征。”

那天正下大雨,王扶冒雨来找蒋子龙约稿。蒋子龙答应王扶不久之后拿出一篇“写真实的生活,及生活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的作品,一篇不叫《人民文学》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

1979年10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工人日报》社由陈荒煤主持联合召开《乔厂长上任记》座谈会。陈荒煤在会上表示了对蒋子龙的支持,他在题为《不能放下这支笔》的发言中说:“一个工厂的厂长,怎样领导生产?怎样管理企业?怎样为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榜样。他破除一切条条框框和种种陈规陋习,按照时代的要求,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不愧为献身四化的当代英雄和闯将。”陈荒煤鼓励蒋子龙“在批评面前,要冷静”,“不能放下这支笔”。《工人日报》刊发了与会者的发言。

《乔厂长上任记》开篇说,“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这种现代化的急迫感也贯穿于《机电局长的一天》,“这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是新的长征”,二者关于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一脉相承。小说以1978年6月为时间背景,讲述乔光朴放弃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的“美缺”,在机电局局长霍大道主持的党委扩大会上主动请缨重返重型电机厂任厂长的故事。面对工厂2年零6个月没有完成任务的困境,乔光朴立下军令状,决心在“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中冲出一条道路。他采取大考核、大评议、成立编余服务大队等方法,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改革、整顿工人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抓产品质量、制定次年计划等,抵制和抨击了“风度老练”“善于应付”的原厂长冀申搞大会战的做法及其投机行为,顶住和克服工厂生产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阻力,激发和点燃了党委书记石敢心中的革命朝气之火,妥善处理郗望北的问题、自己与童贞的爱情关系,使电机厂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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