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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走了,维熙兄竟就此远去

在写作上,我们都不仅不排斥新潮,而且也总是自觉地汲取新潮流中的营养,来丰满自己的文本。但我们总体而言,是坚守写实。他主攻历史叙事,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不该忘记的人和事。我主攻当下叙事,努力保持着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表达。

2014年,我和维熙先生应李辉的邀请,一起参加《人民日报》组织的襄阳笔会,我们又有机会一起促膝谈心。那年,维熙先生81岁,但他依然兴致勃勃,游名山,登古城,访问了孟浩然当年隐居写诗的山中古寺。

2019年11月3日午夜

走到一个墙角,他停下脚步,抬头凝视着面前的那堵高墙,夹香烟的手指颤抖着,怎么也送不到嘴边。我走在他身边,发现他的眼角有泪光闪动。

维熙兄竟就此远去。去到那神秘的地方。所谓阴阳两隔,令我黯然泫然。

热爱文学的中国人,应该都熟悉从维熙这个名字,四十多年前,他发在《收获》上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曾经感动了无数读者。他无法违抗时代强加给他的厄运,历尽磨难。当他获得自由重回人间,却从苦难中采来了给人温暖和希望的鲜花。在危难的困境中,在人性被扭曲的时代,他把自己的赤子情怀,镌刻在了不朽的文字里。

10月28日我在南方,午间小兰给我发来短信:“心武,我们11号入住朝阳医院。今天老从昏迷状态中,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虽然觉得此乃不祥之兆,回复小兰:“在外地。盼能好转。”心中搜索出几个重危病人从昏迷中好转的例子,确实对维熙的好转存有信心。但29日上午就得到一位媒体朋友的消息:“心武老师,今天一早接到钟老师的电话,我赶去朝阳医院,帮助穿衣服,送太平间。从老师最后走得从容,没怎么受罪。”李辉也很快告知11月2日早上在八宝山有遗体告别追悼仪式。但我应约要做的事没有做完,实在无法赶回北京。做事时尽量抑制悲痛情绪,却不免还是难以达到本应呈现的良好状态。

维熙先生言而有信,从那一年开始,他连续不断地把自己的新作发给我,在《上海文学》陆续发表,从2011年到2017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十余篇新作,其中有小说,有散文,还有诗歌,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这些文字,一如既往,真诚,深挚,即便是写苦难的生活,也充满了对生命的爱,对未来的希望。而他在作品中对人性的剖析,对历史的反思,发人深省。

刘心武9月15日去家中看望从维熙

今年8月去北京参加国际书展,我打电话给维熙先生,约他参加聚会,维熙先生的夫人钟紫兰接电话,说他身体弱,无法来了。维熙先生还是接了我的电话。他对我说,这次不能来,下次你来北京,我们再聚吧。

9月15日那天去看望维熙,他见我去了,明显心情大畅,原来是坐在特殊的医用椅上,聊了一阵,起身挪到平时坐的椅子上,他倒关心起我的身体来,问我牙都还是原来的吗?又让小兰把一张《作家文摘》拿给我,原来上面有篇写谌容近况的文章,他说你看看,好久没有谌容消息,现在知道她挺好的,是很欣慰的口气。这哪里有丝毫就要撒手远去的迹象呢?他自己病危,却还在关爱他人。善良,仁厚,利他,博爱,病魔怎么就舍得在43天以后,掠去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让他竟远去不归!

我以为他是在找别人,他却走到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说:“你是赵丽宏吧,我是从维熙,现在作家出版社工作。希望你把你的新作给作家出版社,散文,诗集,我们都欢迎。”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了这番话,和我握了握手,转身走开了。

借到电脑,写此文章。从手机相册中,找出所收藏的一幅我九年前绘制的维熙兄打乒乓球的漫画,维熙身体一贯强健,而且坚持打乒乓,他怎么会就忽然远去了呢?更有9月15日,他去世前43天,我去他家看望他,我们的合影,看去气色甚好呀。

前天早晨,李辉在微信中发表了《我和老从》,向读者介绍了维熙先生非凡的经历,是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

我们一度都被动员到中国作协做事。他担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没有给自己出文集,更没有把自己的作品推荐去参评茅盾文学奖,也没有特意跟我约稿给我出书,他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百花,扶掖新生代,而且力排非议,约请琼瑶到京,签下由作家出版社给她出文集的合同,他跟我说过,琼瑶的作品有人认为非纯文学,系俗文学,不宜由作家出版社来出,但他和社里人员作了调查,那时海峡这边有不少年轻人喜读琼瑶的小说,盗版的琼瑶书满天飞,要引导内地年轻人读善本的琼瑶书,作家出版社来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唯一一次以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身份邀我参加的活动,就是跟琼瑶、平鑫涛伉俪的会面,我很高兴地参加了。那时我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没有特别跟维熙约稿,更没有刻意把他的文章放头题。友情是友情,公务是公务,我们分得明,拎得清。

流过襄阳的汉江,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我们在江边散步时,看到有人在江中游泳。李辉提议下汉水游泳,维熙先生笑着不语。

朋友告诉我,维熙兄走得从容,没怎么受罪,这大大缓解了我的悲痛。维熙兄远去了,却又仿佛还在近旁。真想再给维熙兄打个电话,我们还没有聊够。

2018年1月12日《从维熙文集》新书发布会北京活动现场。从维熙、刘心武、梁晓声、李辉等出席。演讲结束后,请从维熙高歌一曲

当然会谈论写作。他喜欢听我讲所熟悉的北京胡同生活,我跟他说我曾经居住的胡同里的小伙子,有叫跩子的,有叫毛桑的,有叫阿臭的,他那边就笑,觉得很好玩儿。我跟他讲到一个没落王爷的后代,拿一个小小的旧鸡毛掸子给我看,干什么用的?原来是,王府盛时,开满汉全席,一百多种菜一天里怎么品尝?吃完一顿,为把胃袋腾空,就用那小掸子伸进喉咙去催呕,呕尽了,好吃下一顿。维熙鼓励我写出来,我后来写了《王府喉掸》,也在一篇小说里把一个角色命名为阿臭。改革开放初期,他搬了新居,置了新沙发,那沙发底部有滚轮,他问我如果写小说写到,应该怎么下笔,我告诉他,应该写成万向轮,他夸我能及时把握新事物,其实如今万向轮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维熙兄在只言片语中,鼓励我努力消化描摹新时代新生活的那种真诚,至今仍是我写作的助力。

就在南充笔会期间,我向从维熙约稿,请他为《上海文学》写稿。他很爽快地答应我,他说:“《上海文学》对我有恩,我还没有恢复自由,《上海文学》就发表了我的小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上海文学》,我欣赏你们刊物的风格,不跟风,不媚俗,发表的都是讲真话的作品。我一定为你们写!

我与维熙兄,结识四十一年。先是神交,我记得少年时代读过他一本作品集《七月雨》,繁体字竖排,右翻页,书中氤氲出荷叶荷花莲蓬的气息,1978年参与《十月》创刊,千方百计打听到他在北京的住处,去找他约稿,找到一个小胡同里一间小旧屋,只见到从伯母,说他刚回山西去了,我问清山西地址,给维熙兄写信,他马上回信,这之后,他情况大好转,我们才见的面。算是我给过他一滴水吧,他后来竟回报我一条友情之河。

2014年襄阳笔会赵丽宏与从维熙

后来我们都退了。退而不休,依然写作。但是我们都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应酬。维熙比我长九岁,为人既刚直,也圆通,有的会议活动,他不想去,人家坚持邀请,他也就去一下,很快撤离。我理解他。我呢,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害怕扎堆,甚至可以说有社交恐惧症,因此在拒绝会议活动上,会生硬干脆,很少将就。中国作协前一把手,曾因我拒绝开会一事,给维熙打电话,维熙为我解释,说我只不过是性格问题,我的不合群,并不意味着我反对什么,就内心而言,看看我的文字就可知,其实是很愿意与他人与群体亲和的,只不过是不适应某些外在形式罢了。那位前一把手就让维熙转告我,不去会上没关系,只要接受会议的名单安排就好。维熙转告了我,我不由感叹,知我者,维熙兄也。

2014年襄阳笔会合影,左起赵丽宏、从维熙、钟紫兰、李辉

那天小兰说,他们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不手术,不化疗、放疗,我表示理解,我举出同楼邻居的例子,手术后本来还能吃东西,化疗后胃口全无,放疗后头发掉光,并无疗效且不论,患者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维熙微笑地说:“我够本了。满足了。”他想写的,基本上都写出来了。他后半生有了钟紫兰,生活质量达到最佳。他有读者群,有朋友,有知音。

他告诉我,当年他失去自由,曾经被送到四川,具体在什么地方,他当时无法知道。这片废墟,这些高墙,他似曾相识,也许,这里就是当年他曾被囚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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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先生将《大墙下的红玉兰》捐赠巴金故居

我们有时通话简约,有时会煲电话粥,聊起来忘记了时间,那边常会有小兰声音:“该吃饭啦!”我这边也会有阿姨提醒:“老爷子,汤快凉啦。”

我问:“您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吗?”他点点头,又摇摇头:“非常像,很有可能。当然,我无法确定,也许是在一个和这里差不多的地方吧。”

聊些什么?他不会提及《班主任》,我不会提及《红玉兰》,他不会跟我忆念巴金,我不会跟他感念周汝昌,就是即兴开篇,七转八折,或大共鸣,或小争议,说到开心处,他的笑声短促而结实,说到感叹处,他的声调浑厚而悠长。

走出这片废墟后,我和从维熙有了长谈的机会。他向我敞开心扉,讲了不少受难中的往事,也谈了他重回文坛后很多感慨。他说他感谢上海,感谢巴金,在《收获》发表了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让他被读者认识。当时写这样的作品,发表这样的作品,都需要勇气。他钦佩巴金的人格,喜欢读《随想录》。

曾写过一篇《烟后吐真言》,记叙的是,我大顺时,有人当众阿谀我,我竟以为是天籁妙音,维熙兄私下劝诫我:“那人靠不住的!今天如此捧你,指不定哪一天就踩你!”几年后竟果然应验。他给我一句诤言,我报他一树四季盛开的友情之花。

2019年10月29日深夜于旅途

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友情。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常通电话。常通电话算得友谊的象征吗?我以为算得。有的人能在十年内彼此常通电话,有的人或许能坚持到二十年,但世事纷纭,岁月如筛,并不一定是有了矛盾,产生了龃龉,形成了隔阂,更不一定是因故反目,心生恶感,彼此嫌厌,仅仅是因为倦怠,因为淡定,因为自足,因为疏懒,因为反正还是保持着好感,若见到面也还可以热络,又没有什么非沟通不可的事情,也就渐渐地,从不再常通电话,到不再通电话。当然,近年来通电话也已经是很老旧的联系方式了,最方便的是互加微信,但我跟维熙兄却都不用微信,他是让钟紫兰用,我是让助手小焦用,人们有事可以通过小兰和小焦的微信跟我们联系,而我们两个老朋友,依然是互通电话,而且多用座机,形式很老旧,但我们保持四十年来常通电话,应该是河水长流、繁花不谢的友情延续吧。

从维熙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

插图/刘心武

他也谈到几个不愿意反思历史的作家,讲了一些让我难忘的细节。他说:“苦难的生活,对有些人是财富,对大多数人是灾难,是生命的损耗。有些人,别人受难时他们曾经逍遥自在,甚至青云直上,别人受难结束了,他们却难受起来,竟然没有一点忏悔的意识,不愿意做一点反思。人和人,差别多么大!”

从维熙走了,一个心地坦荡、正直勇敢的人走了。在这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无法抑制心里的悲痛。

我问他:“您怎么了?您看到了什么?”他把香烟送到嘴边,用力吸了一口,吐出一缕长长的烟雾。沉默了一会,他才回答我:“这地方很熟悉,我好像来过这里。”

从维熙走了,维熙兄竟就此远去。第一次和从维熙交谈,是在两年之后,1987年春天,在北京京丰宾馆参加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那时,从维熙是作家出版社社长,名作家兼大出版社掌门人,地位很显赫。

在武当山合影

维熙先生走完了他的生命之路,但他会活朋友们的心里,会活在所有被他的作品感动过的读者心里。他的文字将在中国长久地被阅读被流传,他的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不会被湮灭的心声。

我很惊愕地站在那里,只是点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次交谈,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的真挚诚恳,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真诚的关心。

他送我的书中,最让我读得心动的是《走向混沌》,这是一本用血和泪,用他全部的情感和才华写就的生命之书,读这本书,感觉惊心动魄,苦难的生活,曲折的命运,那种直逼人心的真实,远比虚构的故事更让人震撼。然而维熙先生在他的叙述中并非怨天尤人,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那天,他带着作家出版社的一批编辑来京西宾馆看望与会的作家。那是在一个人声喧哗的大厅里,他是那场活动的主人,他发言之后,站着和周围的人说了一会话,突然穿过人群中径直向我站着的地方走过来。

没过几天,他就从北京寄来了他的题词,他在一张宣纸上写了四句话:“百花园中的奇葩,人间纯净的童话,文海行舟的帆影,皆在丽宏的笔下”,看着他的题词,我很感动,这是一个我敬佩的前辈对我的鼓励。他的字,枯涩苍劲,洒脱不羁,有风骨,有力量。笔墨之中,可以感受他刚正坚忍的性格。

这些年,我去北京开会,每年都要邀几位文坛好友相聚,维熙先生每次都来,还带着茅台酒请大家喝。有他在的场合,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从来没有感觉他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

我们都希望维熙先生能战胜病魔,和我们重聚,让我们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听到他智慧的言谈。但是他还是悄悄地走了。昨天一早,李辉给我发信:“老从今天走了”。

《大墙下的红玉兰》即将由巴金故居出版

从维熙为赵丽宏题词,“百花园中的奇葩,人间纯净的童话,文海行舟的帆影,皆在丽宏的笔下”

他从苦难中采摘来的那朵红玉兰,将永远绽开着,向世人展现灵魂的高贵,展现生命的顽强和美丽。

第一次和从维熙谈心,是在2010年春天。那是在四川南充,我和他一起参加一个笔会。我们走在嘉陵江畔一个空旷的废墟间,这里从前曾经是一个看守所,周围仍耸立着森然高墙。从维熙走在人群之外,若有所思。

2017年春天,静安区图书馆为我建了一个书房,我邀请朋友们为书房写一句话留作纪念,打电话给维熙先生,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我的字写得很丑,但一定要写几句话送给你。”

2014年参加襄阳笔会时的从维熙

从维熙,李辉 摄

第二天早晨,我和李辉,还有小说家刘庆邦一起下江畅游,回宾馆时,在门口遇到维熙先生,他笑着大声说:“哦,你们还真的下水了!为什么不叫上我啊?”回北京后,维熙先生写了一篇散文《义重情深的恩赐》,文章写得活泼生动,他写了对水的感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发信给李辉,称赞他:“写得好,性格、命运和诡谲的时代,让人感慨”。李辉转来了维熙夫人刚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今早,老从叫不应了,已上心电监护”。我给李辉回信:“但愿他能挺过去!”李辉回信:“是呀!”

第一次见到从维熙,是1985年冬天,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是引人注目的作家,被很多人包围。我只是远远地看到他,看他高兴地和朋友们说笑。我当时曾想,一个能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作家,一定有着坚忍的意志和开朗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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